《聽好了,古巴很重要!》
原著:Listen, Yankee! Why Cuba Matters
作者:Tom Hayden
譯者:馮建三
出版社:聯經出版
出版日期:2016/08/15

 

「本書不僅描述目前美古解凍的政治過程,也是一本回憶錄,一段沉思,對美國社運人士、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為追求更公平的世界而做的自我掙扎,進行深刻的反省。」—— Greg Grandin,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

譯者序 | 序言 | 導論 | 第一章書摘

譯者序 美國覬覦古巴兩百年 馮建三

  「古巴反美」,很多人經常這樣說。

  不過,這是美國人的說法。

  假使讓古巴人說,真相是「美國反古巴」。作為第三者,台灣人可以更精確地說,是美國由「愛」生恨,得不到古巴,翻臉變成反古巴。美國人這種情結,持續到前(2014)年12月17日,兩國同步宣布並啟動新局。不過,未來美國是不是翻轉歷史,不再覬覦古巴,還得再看。

  根據西班牙經濟學者埃斯特萬(Javier Cuenca Esteban)的研究,1790至1811年,獨立不久的美國與西班牙殖民地(主要是古巴)的貿易出超,足以抵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90%貿易赤字。再者,以1800年為例,美國與古巴貿易的關稅所得,竟然是「聯邦政府的稅收命脈」。

  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,美國的第三位總統(1801-1809)傑弗遜(Thomas Jefferson)就這樣寫著:「如果我們的聯邦可以再次增添一個州,最讓人感到興趣的就是(古巴了)。」第一位出生在美國本土,1825年出任總統的亞當斯(John Quincy Adams)則在1823年時先以國務卿身份,擬定門羅總統(James Monroe)的國情諮文,其外交說法就是「反對歐洲國家再於美洲奪取、干涉殖民地」,後人以「門羅主義」相稱。日後,這個立場演變成美國取代歐洲,作為美洲的老大。正是在這個脈絡中,亞當斯說,古巴應該遵循自然法則,要向「北美統一」移動。

  到了19世紀中後期,英美法西等國先後禁止黑奴交易,美洲各殖民地也展開了獨立運動。不少古巴的西班牙裔上層階級擔心,在黑奴支持下,如果古巴獨立成功將使他們失去特權,於是他們謀求與美國合併。古巴人沒有作此選擇,反映古巴主流民意的是馬蒂(Jose Marti)。這位後人稱之為古巴國父,也備受拉美人尊崇的馬蒂在1895年戰死沙場前兩天,曾有最後一封書函寄給友人。信中,他說,「我的責任在於通過古巴的獨立建國,阻止美國勢力延伸至西印度群島……及美洲其他土地。這是我畢生所從事,以後也仍將永矢弗諼的目標……我在這個妖魔鬼怪內部生活多時,我知道它的裡裡外外。」

  美西戰爭在1898年爆發,很快就有了勝負,山姆大叔取得菲律賓將近五十年,關島與波多黎各納入美國的海外領地至今。美國無法併吞古巴,卻在1901年3月2日迫使古巴在其憲法寫入《普拉特修正案》(Platt Amendment)增修案。古巴拳頭小,6月12日修憲時只好接受。兩年之後,美國據此租借關塔納摩省(Guantanamo)的海灣116平方公里,並設置海軍基地至今(2002年增設監獄,囚禁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嫌疑犯)。古巴革命後多次要求索回國土,告上國際法庭,美方置之不理。

  老羅斯福總統(Theodore Roosevelt)在1904-05年間說,美國不容許歐洲人干預拉美,美國因此有責任維護這些國家的秩序與繁榮。次(1906)年,機會來了。

  古巴第一任總統是斯特拉達‧帕爾馬(Tomás Estrada Palma)。當選後,反對派指控他選舉詐欺,聲勢浩大,竟使帕爾馬要求美國平息國內紛爭。老羅斯福借題發揮,表示「這個鬼模鬼樣的小小古巴,讓人惱怒。要讓我來,非得讓這些古巴人從地表消失。我還圖個什麼?無非就是他們得像樣些有些規矩,無非是希望他們順遂好運與快活快樂,這樣我們也就不需要干涉。現在可好,你倒瞧瞧,他們居然無端搞起這個毫無道理的革命來了。」他派出海軍,再度佔領古巴並成立臨時政府,公然統治「獨立的」古巴至1909年。

  其後,美軍雖走,古巴其實是美國的後花園,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。艾森豪(Dwight D. Eisenhower)總統起初不疑有他,反正誰上誰下,都會買美利堅的帳。這次能有什麼不一樣呢?革命軍在元旦當天進入哈瓦那,早前兩週,艾森豪仍然派兵支持腐化的巴蒂斯塔(Fulgencio Batista)。到了一月七日,為了向革命軍示好,艾森豪撤換大使史密斯(Earl Smith),繼任者是邦薩(Philip Bonsal),這位大使素有名聲,善於交往中間偏左的政府。

  當時古巴共產黨遵守蘇聯指示,要的是民眾的體制鬥爭,反而認為游擊隊是機會主義者,因此領導革命的力量與共產黨無關,而是菲德爾‧卡斯楚(Fidel Castro)為首的「七二六運動」,這是激進的民族主義派與自由派,雖然也有共產黨人(如格瓦拉,及現在的總統勞爾)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。卡斯楚等古巴領導人想要與美國和平共存,但改革是要的,而真要改革,不可能不調整美國的不當利益。情勢使然,加上逃離古巴至邁阿密的前朝故舊,他們結合美商及黑幫在古巴的既得特權群體而大力遊說、煽動與滲透,致使美國的主流政治黨派,不肯容許古巴真自主地決定國內外政策。

  於是,約翰‧甘乃迪(John F. Kennedy)總統主政才三個月,中央情報局就在1961年4月發動入侵豬灣的戰爭。其後,古巴選擇的空間幾乎消失了,正是在這個時刻,菲德爾才在革命兩年多之後,第一次宣布古巴要走社會主義路線。美國開始封鎖,古巴還能不另外結盟,那就奇怪了。豬灣戰爭後一年半,又有震動世界,為期13天的飛彈危機,全球首度陷入美蘇為首的核子戰爭死亡威脅。

  甘乃迪與詹森(Lindon Johnson)之後,美國再次由民主黨執政,已是1977年的卡特總統(Jimmy Carter)。這時,兩國互設利益代表處,但卡特僅在位四年,其後就是共和黨的雷根總統(Ronald Reagan)接手。雷根升高攻勢要「自由化」古巴,採用的手段包括在1985年設置收音機電台(Marti Radio,刻意以古巴國父馬蒂命名)擴大心戰攻勢。接下來是老布希(George H. W. Bush)新創馬蒂電視台(Marti TV)強化宣傳。

  柯林頓(Bill Clinton)作為學運世代的人,卻在1992與1996年簽署兩個法案,讓渡總統權力給國會,「規定」卡斯楚兄弟若有任何一人執政,或者,古巴沒有走向美國所界定的「自由與民主」體制,美國就不會解除對古巴的封鎖。

  柯林頓之後,來了小布希(George W. Bush)。2000年就任以來,他步步升高壓縮,並在2004年特設「促進古巴自由化委員會」,投入3600萬美元完成近5百頁報告、規劃與行動綱領,彷彿很快就要「光復」海島,重新按照美國的形象塑造古巴。美國財政部2004年4月向國會報告,指其專門負責調查可疑的海外財務轉移之單位,也就是「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」(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)總計聘用120人,其中,對付賓拉登與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數是4人,但是,用以偵防與古巴有財務來往的職工,竟然高達24人! 2006年,小布希還搞了「古巴醫護專業人來美專案」(Cuban Medical Professional Parole Program),至2015年底,總計挖腳古巴7117位醫護專才。《紐約時報》這家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的媒體,對於這種惡質作法都說「難以接受」,大聲譴責。

  歐巴馬在2009年上台後,情勢和緩,古巴裔美國人回訪古巴親友的次數與匯款數量增加。然後,社會活躍份子及政治人持續努力、古巴得到大多數拉美及佳勒比海國家的支持,教宗方各濟則臨門一腳,兩國在2014年12月17日同步宣布關係正常化,2015年7月20日及8月14日,雙方外長分別前往華盛頓與哈瓦那升旗,再到2016年2月簽署通航協定,未來每天最多可望會有110班次飛機從美國來到古巴。3月21日歐巴馬訪問古巴並觀賞棒球比賽。

  來日,有利古巴與美國關係順利推進的因素,應該是民意。今年二月,蓋勒普在美國50個州進行民調,顯示美國18歲以上的人,對古巴有正面傾向的比例,20年以來第一次超過負面看待古巴的人,並且是54%對40%,差距很大。1997年第一次調查的時候,兩個數字是10%與81%。

  不過,兩國關係仍然可能節外生枝。原因有大有小。

  小的是,經濟封鎖無法只是由總統解禁,必須由國會修法或廢除法律。美國強行租借關塔那摩海灣的問題能否解決,可能也會繼續糾纏。

  更大的麻煩是,美國的蠻橫態度不改,執意要以自己如今捉襟見肘的體制,「改造」古巴。古美復交屆滿一年前夕、「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」將所謂的「振興民主」(亦即「政制改變」)年度預算,由兩千萬增加至三千萬美元,並放入條款禁止變更Radio and TV Marti這個對古巴的宣傳機構,即便它毫無用處、備受抨擊。

  古巴外交部美國司司長何塞菲娜‧維達爾(Josefina Vidal)因此說:「即便解除封鎖,即便歸還非法佔用的領土關塔那摩海灣......美國還必須放棄其歷史野心,其決定並控制古巴命運的欲望必須消失,否則正常關係並無可能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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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 他們說這一天永遠不會來到

  我在2013年開始撰寫這本回憶錄,有兩個目標。其一,我要寫下看法,指出狀似很不可能的進展,已在我們眼前浮現,雖然我們視而不見:在歐巴馬(Barack Obama)總統的第二任在職期間,也在古巴現任總統勞爾(Raul Castro)或他的兄長菲德爾(Fidel)去世之前,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即將正常化。當時,沒人相信。甚至我自己也懷疑,是否真會發生。接著,就這樣發生了。2014年12月17日,我早就預見的改變,是由兩國總統同時宣佈了──就在敵對五十五年之後。

  第二個目標多了一些個人色彩,但也具有歷史的性質:通過「古巴革命」的稜鏡與美國的回應,我試圖瞭解1960年代這個世代的漫長歷史。在這兩個國家,這是相同的紛擾年代,也都接生了社會運動。美國主導的現狀,逍遙舒坦,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衝擊下,垮了下來,哈瓦那獨裁者巴帝斯塔(Fulgencio Batista)空有美國支持,只能逃之夭夭,這就如同,民權運動在美國對種族隔離現象的挑戰,從蒙哥馬利(Montgomery)、伯明罕(Birmingham)、塞爾瑪(Selma),再到哈林區(Harlem),異地並舉。古巴馬埃斯特臘山區(Sierra Maestra)這些長滿鬍鬚的游擊隊,與我們這些舊金山海特─阿什伯里區(Haight-Ashbury)的鬍子們相遇了。1960年菲德爾走訪聯合國,來到了哈林區、哈佛大學與好萊塢,美國的黑人、知識界與影世界都被電到了。那個時候,「民主社會學生會」(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, SDS)還沒有成立,我是密西根大學學生,與人約好,前往參加「公平對待古巴」(Fair Play for Cuba)集會。沒有人能夠逆料,兩國之間的喜悅、創傷與磨難,還會持續另一個五十五年。

  關係正常化的契機,來得正是時候。就此,歐巴馬總統與古巴總統勞爾‧卡斯楚創造了各自的傳承。關於菲德爾‧卡斯楚的謝世傳言,說他已經走了,或是很快就要走了,這類謠言總是去了又來,不斷出現,i現在,在他走出人生舞臺之前,兩國關係開始正常化了。來日,在他的葬禮舉行時,美國總統很有可能出席,可以在場;美國早該向古巴致意,若是屆時才有機會,雖然遲到,卻也象徵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史,已經更上層樓。(反之,一旦這麼重大的世界事件發生,在各國領袖當中,如果歐巴馬總統是唯一無法前往參加的人,那麼在我看來,這會是非常讓人羞愧與難堪的時候。)

  正常化的預測已然落實,美古關係的漫長歷史仍然可能遭人遺忘,或者,凍結在刻板的認知之中。不過,此時此刻,至少我們仍可期待,來日將有不同;鑒往知來,過往的歷史如今也合當探索。

  在構思與撰寫這本書的時候,我請里卡多‧阿拉爾孔(Ricardo Alarcon)做為夥伴,他是古巴人,如同我自己,將近六十年之前,我們都是激進派學生領袖。阿拉爾孔在哈瓦那大學,我在密西根大學擔任《日報》(the Daily)主編。我們兩人都是哲學系研究生,半途中輟,投身於我們願意獻身捐軀的信念。後來,他成為古巴革命的高階領導人,出任外交部長、聯合國代表與國會議長。我自己的經歷則是40年的社會行動,遭致十次逮捕,被控策劃陰謀,並有公民不服從的紀錄,我還擔任了加州議會議員十八年,從事很長時間的寫作與教學。我所身屬的許多社會運動改變了很多美國文化,但並沒有能夠取得政治權力,因為有些國家領導人被暗殺了,我們從事社運的潛能、我們這個國家的潛力,毀於一旦,無從完整發揮。我站在羅伯‧甘迺迪(Robert F. Kennedy)靈柩旁的儀仗隊,頭戴橄欖綠的古巴軍帽。我的行裝不會讓羅伯犯難,他原先是菲德爾‧卡斯楚的敵人,後來,他有了變化,主張對話,是共存路線的堅強支持者。

  這本書可以說是一種考古挖掘,數十年的經驗與教訓盡在其中,我們理當值得學習與辯論,庶幾不至於重蹈覆轍。唯有瞭解我們共同的過去,我們才能瞭解,正常化這個突破何以能夠出現,並進而瞭解古美關係的糾結,會從這裡走向何方。本書起自預測,但既可當作是歷史,也能作為序幕來閱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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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論 兩個老傢伙談談話

  兩個老傢伙談談話。三十多歲的瑪格麗塔‧阿拉爾孔帶著微笑聳肩,我問她究竟為什麼她的父親里卡多會想訪問我,那就是她給的答案。里卡多‧阿拉爾孔是個大忙人,他是前古巴外交部長、聯合國代表,當時則是古巴國會議長。時值二○○六年,他要在哈瓦那見我。當時我僅略微知道這個人,在好奇心驅使下,我飛到了這個島嶼。

  六年後,我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,在紐約好友珍‧史泰恩(Jean Stein)的敦促下,我飛回古巴,開始我自己對里卡多的這輪訪談。他已經七十六歲,不再握有任何實權,妻子在長期病痛後離世,他有意回顧五十年的公職,留些反省與回憶。古巴人對他的睿智普遍心懷敬意,在我看來,他所見過的革命者、政治領導人、外交官,以及國家領袖,很可能比這個星球的任何人都來得多。他有非凡的現世資訊,堪稱珍寶,但是因為我們美國人的封鎖,他無法直接與美國接觸。即便是學界或國會議員邀請,美國都拒絕核發簽證給他。這讓我狐疑,究竟是誰被孤立在外,是里卡多嗎?他可以在古巴隨時會見那些教授與政治人物。或者,是美國自己,竟與重要鄰國的主要代表,斷絕了接觸的緊要機會?

  在哈瓦那,我們每天都在大有來頭的國民飯店六樓見面,在這裡,古巴的近代史潮流就在你眼前一一流動。飯店在一九三○年開幕,座落於岬上,從一座古代洞穴的頂端俯視著哈瓦那港口,四周殘存著幾門西班牙時代的大砲,為哈瓦那抵禦英格蘭人與海盜的入侵。列入其「名人錄」的名字,包括數以百計名滿全球的各國領袖與名流。美國黑手黨就在飯店的樓上操縱江湖,當時的老大是邁爾‧藍斯基(Meyer Lansky)。根據飯店斟字酌句的歷史記載,藍斯基正是在這裡「與巴蒂斯塔搞定了賭場的事」。綽號「吉利」的查爾斯‧盧西安諾(Charles ‘Lucky’ Luciano)、維多‧吉諾維斯(VitoGenoverse)和他的黑幫對手桑多‧崔菲坎提(Santo Trafficante)都在這裡出入,排遣時間。瘦皮猴法蘭克‧辛納屈(Frank Sinatra)是娛樂界的大咖。菲德爾的革命「七二六運動」也曾派出一小群人在此祕密行動。飯店金玉其外卻聳人聽聞的歷史,在法蘭西斯‧柯波拉(Francis Ford Coppola)的《教父》第二集裡有段著名的銀幕刻畫,在黑道分子於閣樓頂層享受著陽光普照時,一位年輕的菲德爾黨人在下方的大街炸死自己,不願意被政府生擒。電影中的虛構人物柯里昂,就從我與里卡多所坐的這個高度,對著藍斯基這個角色評論道:

  「(不過)我想到,軍人是政府花錢買來打仗的,反叛軍就不是。」

  「這讓你想到什麼?」羅斯問道。

  「他們會打贏。」

  柯波拉的電影改變了日期,以便讓黑幫分子聚會的時間發生在一九五九年革命前夕,但基本主題是逼真的。

  你手中拿著的這本書,內容骨幹來自里卡多與我的對談。雖然大多數的寫作及所有意見都是我自己的,但內容都是在數十小時的對談後浮現的。在我的書寫之外,你還會讀到整段對話引文,代表里卡多對我們兩人永遠熱烈投入的主題──數十年來我們兩個國家的糾葛歷史,有人將這段緊張的關係形容為「最親密的敵人」──所做的同步評論。

  里卡多是哈瓦那哲學系學生,也是全國大學學生會(Federación Estudiantil Universitaria, FEU)領袖。FEU 是由亟欲推動激進改革的學生領袖創建於一九二二年,孕育了許多最重要的改革派與革命派政治人物,包括菲德爾‧卡斯楚,其後數十年,他們支配了古巴政局。里卡多的世代透過行動,強烈否定了黑手黨的「至理名言」:每個人都能用錢買。他們投身革命,而且贏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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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英雄般的創造 “A Heroic Creation”

幸福矣,能見黎明,
天堂哉,還很青春。
── 威廉‧華滋華斯(William Wordsworth, 1805)

讀過里卡多的傳記,我們會很難相信,他註定要出任古巴共產黨政治局委員,說得完整一點,我們會很難相信古巴革命天生就是要走進馬列主義。這些結果源自這個島嶼長久以來就在為獨立於美國而戰,偏偏美國的天命說還出現了冷戰的版本。

里卡多‧阿拉爾孔‧德‧克薩達(Ricardo Alarcón de Quesada)生於一九三七年,藍眼金髮,先祖是卡馬圭(Camagüey)貴族,但也有綿長的民族主義者系譜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,菲德爾號召一百六十人攻進巴蒂斯塔在聖地牙哥蒙達卡(Moncada)的軍營時,里卡多十六歲,攻堅行動造成至少八十位年輕革命分子殞命,菲德爾與勞爾及其他人入獄。在行動前一年,菲德爾還試圖以政治手段對抗不公不義。他亟思打擊腐敗,以「正統黨」(Orthodox Party)的繼承人自居,該黨黨魁奇巴斯(Eduardo Chibás)於一九五一年發表戰力十足的廣播演講之後自殺。菲德爾開著自家的美國雪佛蘭汽車,奔馳五萬公里,準備參選議員,但巴蒂斯塔奪權後隨即終止了選舉。里卡多後來獻身於七二六運動。

在投入許多社會運動時,這些古巴革命青年置身於各種派系之中,他們的稱號眾多,包括民族主義者、馬克思主義者、托洛斯基派、憲政派、播種者、炸彈製造者、地下通訊員,以及怒火中燒的尋仇者,他們在怒海沸騰中暫時合為一體。雖然里卡多是七二六運動的一員,但他與許多朋友都在革命組織「理事會」(Directorio)中成長,這是學生所領導的運動,宗旨是推翻獨裁者。里卡多:我不是理事會的成員,但與其許多成員來往密切,特別是弗魯克托索。

他的朋友弗魯克托索‧羅德里格斯(Fructuoso Rodriguez)是學生領袖,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曾協助領導學生,攻入巴蒂斯塔所在的總統府,行動大膽,但以失敗收場。這些都會起義的不凡行動都由學生主導,創造古巴革命的年輕人當時都是二十多歲,他們的生命也從此永遠留下印記:

一九五三年攻擊蒙達卡軍營,一九五七年攻入總統府,一九五六年為了掩護菲德爾從滲水的「祖母號」在聖城附近登陸,也發生過事件。所有這些攻堅,都發生在前後五年間。

里卡多:當年進入哈瓦那大學哲學與人文研究所就讀時,我涉及的學生鬥爭環繞著兩個主題進行:在反巴蒂斯塔的陣營中,學生運動要扮演何種角色,特別是要採取武裝鬥爭,還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民眾和平鬥爭;此外是大學改革運動,旨在改進教育品質,以及消弭腐敗的政治行動……我涉入的是以女性社團為主的活動,她們的重心是第二種,即學生會的道德重整。

最終促成古巴革命的核心力量之一,就是大學改革,其根源必須追溯至阿根廷。當時蘇俄與墨西哥都發生革命,在荷西‧因赫涅羅斯(José Ingenieros)的智識與理想主義領導下,大學改革也在阿根廷出現。他的著作譴責資本主義造就了「平庸的人」(近似一九五○年代美國文化評論所說的「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人」),而舉出「道德的人」(moral man)將在新的革命精神中出現。大學改革的宏圖顯示,年輕學生與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出於道德動機而獻身起義,他們將扮演著核心角色。或許也可以說,他們是埃內斯托‧切‧格瓦拉(Ernesto ‘Che’ Guevara)日後所號召的「新人」(new man)之前身。

腐敗與妥協的沉痾,正是哈瓦那當時的寫照,反映出當年的古巴社會,事實上是由黑手黨帝國從美國遙控。黑道風氣也感染了校園。里卡多的世代目睹了奪權、獨裁政權,接著是他們的島嶼淪為美國黑手黨的統治地盤,統治集團收編了左派及各級工會,逼使許多激進青年覺得再也無路可退。巴蒂斯塔將軍曾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以軍人身分發動政變,推翻積弱不振、掌權還不到一個月的卡洛斯‧曼努埃爾‧塞斯佩德斯‧克薩達(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 y Quesada)的臨時政府,卡洛斯之前則是獨裁者格拉多‧馬沙杜(Gerardo Machado)。巴蒂斯塔控制了古巴軍隊,從幕後操縱總統大選,最後在一九四○年取得大位,擁權於一身。他還引進恰到好處的改革,特別是推動勞工立法,以吸引古巴共產黨(即人民社會黨,Popular Socialist Party〔PSP〕)的支持。共產黨藉此尋求不受反共者壓迫的庇護,與共產黨結盟的工會也為其工人會員取得了一些讓步。一九三○與四○年代,古巴共產黨採取「人民陣線」(Popular Front)政策,與古巴及其他保守政府合作,藉以聯合西方國家,支持蘇聯對抗納粹的侵略。到一九五二年,即蒙卡達之役前夕,里卡多稱之為「共產黨主張的和平群眾鬥爭」停滯不前,古巴共產黨與巴蒂斯達獨裁政權相互體諒,哈瓦那成為五光十色的樂園,賭博、娼妓、毒品與洗錢,無所不來,美國黑手黨則在背後掌控一切。希爾(Robert Scheer)與蔡特林(Maurice Zeitlin)在一九六三年的專著中指出,「古巴〔共產〕黨率先在全國位階的內閣占有位置,它是第一個知道如何在獨裁政權下存活,並在勞工運動及其政治中取得權力的政黨。」古巴共產黨獲得其政治與聯盟關係之後,開始譴責蒙卡達起事是不經大腦的冒進之舉,對於進攻總統府的密謀也嗤之以鼻。

大約有一百六十人參與進攻蒙卡達兵營的行動,八十人在三天內就被捕,六十八人在處死前遭到嚴刑拷打。攻堅行動的年輕領導人之一艾德‧聖塔瑪莉亞(Haydée Santamaria)被獄卒強迫凝視她的兄弟艾伯(Abel)從眼窩裡血淋淋挖出的眼睛,但這些折磨沒有讓她崩潰。她的兄弟死了,艾德是五十一位活下來與菲德爾一起遭審判的人,菲德爾用檸檬汁寫下〈歷史會判我無罪〉的辯護演講詞,從獄中偷渡出去。特別因為巴蒂斯塔的殺戮與酷刑,蒙卡達攻堅者吸引了古巴人民的欽佩,更進一步孤立了默許獨裁政權的共產黨。雖然不是所有共產黨人都同意與獨裁者共存,但他們終究選擇遵守紀律,支持其領導者的方針。

共產黨與巴蒂斯塔的相互體諒是一種矛盾。菲德爾後來也表示,這造成「許多傾向革命的青年與站在左派立場的人,不再同情這個古巴的馬列主義政黨。」

還有,此前的馬沙杜獨裁期間,古巴共產黨就曾在一九三三年的總罷工中喊停,轉而與這名暴君另訂協議,換取讓步,而未推向真正的勝利,理由是要避免美國插手干預。希爾與蔡特林訪問反共的工人領袖時,他們指控古共「接受馬沙杜的條件,如果古共試著喊停,他會讓共產黨合法,並給予財務支持。」無論出自什麼理由,這類投機取巧的結盟使得里卡多(與菲德爾)的世代與其漸行漸遠,最後迫使他們另外找尋古巴的新左派,讓歷史學者理察‧戈特(Richard Gott)口中古巴「源遠流長的起義傳統」復甦。

這個傳統具體展現在古巴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胡立歐‧安東尼歐‧梅利亞(Julio Antonio Mella)的一生。他曾流亡至墨西哥,和一個世代以後的菲德爾一樣,計畫從海路進攻。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,兩顆子彈從梅利亞的背部穿入,他在臨終前控訴馬沙杜下達暗殺令。影響梅利亞的人是祕魯思想家荷西‧卡洛斯‧馬里亞特吉(Josó Carlos Mariátegui, 1894-1930),他將流亡於義大利時所吸收的馬克思主義理念應用於祕魯。馬里亞特吉最重要的堅持是,他很早就說,祕魯共產黨必須獨立,不能接受蘇聯中央化的共產國際之指揮。也因此,他協助讓歐洲中心的馬克思主義開始有了「拉丁美洲化」的聲音。兩位革命者對里卡多與他的世代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

里卡多:在我們這波學生運動的每場會議,沒有人會否認梅利亞是我們的主席,前一個世代也是這樣認定。他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成員,即便是對抗共產黨的人也是這麼想。不久前,古巴政府出版了一些論梅利亞的著作,他是那個時代捍衛蘇俄革命最傑出的人,但後來他說,他希望列寧在蘇俄的作為不會在古巴重現。追隨另一個不同歷史的國家之革命,是一回事,但事情不止於此。梅利亞說:「我們希望人們以自己的腦袋思考,而不是透過別人的腦袋思考。」我們並不想要他說的那種「被人指揮的腦袋」。不過,那樣的精神消失了,多年之後,我發現了梅利亞從來沒有在任何共產黨報紙刊登過的文章。這是一個政黨的年輕領導人,外界卻多半以為他是蘇俄路線的追隨者!

馬里亞特吉是祕魯理論家,也是布爾什維克的另一個支持者,卻主張要有一種不同的、原創的、無法被複製的社會主義。他將這個過程稱為「英雄般的創造」。「創造」意味著它必須有獨創性,或透過行動產生;「英雄般的」則意味著它應該透過鬥爭成形。

「英雄般的創造」這個詞正可以用來描述古巴革命的誕生經驗。它成形於古巴爭取主權的漫長鬥爭中,可以回溯至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(1868-1878,1879, 1895-1898),被迫流亡、一八九五年在戰役中捐軀的馬蒂之領導,一九三三年馬沙杜政權的推翻,接著是一九五○年代,即年輕十歲的菲德爾與里卡多的世代。這是綿延九十年的過程,其間不時遭遇挫敗。很多人會說,革命的根源還要更深遠,起自原住民戴諾族(Taino)與非洲奴隸的起義。重要的是,古巴革命是古巴的創造,而不是外國強權植入的事件。里卡多以「英雄般的」稱呼革命,因為它的確是逐級而上,將意志化為行動,與帝國主義者及寡頭執政者搏鬥的行動,這是許多代夢想家努力的成果,他們經常在「無祖國,毋寧死」(Patria o Muerte)的吶喊中捐軀。古巴主權因此是以血封印,而不是哲學命題。

不用說,「創造」僅能指涉誕生的階段。回到一九六○年,彼時的革命青年很少會想到自己中年或之後,會有何種英雄行徑。

早在革命之初,革命分子內部就出現了「權力鬥爭」。有些人認為,古巴只需要體制改革,有些人則認定非起義不可,兩者產生了尖銳的衝突。各級別的革命青年對戰術也有歧見。里卡多的朋友弗魯克托索遭遇不測,可說是個引爆點,加深了原有的歧見。里卡多與弗魯克托索在大學時走得很近,他們都參與了學生對政權的抵抗。

尾聲

老朋友們迅速凋零。索爾‧藍道在二○一三年末因癌症病逝,生前,他在里卡多與我之間,定期扮演著聯繫的角色。一九六○年,古巴革命鼓舞了索爾,終其一生,他都在當地遊走,並寫作有關古巴的書籍與文章,製作紀錄片,滿懷希望地為正常化過程穿針引線。他是「公平對待古巴委員會」的創辦人之一,米爾士訪問古巴時,他是翻譯。數十年後,索爾也為季辛吉與菲德爾居間傳遞訊息。索爾有時會惋惜於古巴夢的消逝。他的女兒卡門(Carmen)進入古巴醫學院就讀,嫁給古巴人,讓索爾有了孫子。索爾將茱莉亞‧史威格(Julia Sweig)引進門,也是她的導師,後來她在頗負盛名的「外交關係理事會」(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)成為古巴專家。晚近這幾年,索爾踏上辛苦的旅程,前往加州沙漠的監獄訪問赫拉爾多‧埃爾南德斯。在他最後幾部作品之一,索爾拍紀錄片訪問勞爾‧卡斯楚的女兒瑪麗亞,她是在古巴擁護LGBT權利的領導人物。索爾在舊金山見她,並說她是「偉大的女性」。索爾還寄來一連串電郵,提議古巴應該同意接管美國監禁在關塔那摩的拘留者,以換取美國歸還監獄現址。他的腦袋從來不肯休息。

索爾的健康接近終點之前,里卡多代表古巴人民與政府,撰寫一封長長的信,向他致敬。

他辭世前幾天,我來到他位於加州阿拉米達(Alameda)海邊的家。他深受折磨,幾乎無法移動,但還在忙著與老朋友進行最後的談話,包括加州參議員與前眾議員約翰‧伯頓(John Burton),他與我一起來向索爾說再見。

看著索爾疲憊的身影,我想起古巴的歷史。革命誕生時,我們都很年輕,充滿活力,想法新穎,充滿實驗精神,也很激進。無論前方有多少困難,甚至夢魘,我們總覺得必能克服。讓人驚訝的是,在很短一段時間內,偉大的成就落實了。中年的時候,建制的權力得到鞏固,雖然充斥著各種矛盾。

我們歷經了未曾預期的挫敗及分裂,權力也到了中年,然後,就老去了。無論是就運動或個人,對古巴革命或對菲德爾與勞爾‧卡斯楚來說,這個過程都不是在選擇中進行。革命與人相似,都歷經不同階段:誕生時血光流洩,繼之無邪天真,充滿理想,接著強力主張身分自主,並同時面對內外敵手,隨後是權力的責任,體衰與萎縮,最後是由新世代來更新並調整願景,對他們來說,前輩已是古老的歷史。

古巴人民已經撼動世界,將政治改為替受壓迫者出頭,現在,古巴正在進入歷史新頁,走進馬蒂所說的「我們的美洲」,這片廣袤而美麗的大地。


本書作者 Tom Hayd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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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為 Estrella Books 所加。書摘來源:聯經出版公司